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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考古学界流传一句话，“没有哪处遗址的重要性超过殷墟”。

这座中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清理遗迹最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遗址，今天已不仅仅意味着一座商代都城的旧址，更是中华文明探源最为关键的节点之一，世界范围内公认的人类早期文明重要遗存。

更令人惊叹的是，殷墟也是一座“历久弥新”的遗址，时至今日仍不断有新发现，讲述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文明源流故事。

再有新发现

已经历经90余年的殷墟考古，仍然常常能带给世人惊奇与震撼，今年也不例外。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围绕殷墟考古新成果在北京举行新一期“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殷墟外围聚落考古的众多发现让考古学界兴奋不已。

发布会的焦点是距离殷墟宫殿核心区10公里的辛店遗址，这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晚期最大面积的铸铜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出土各类陶范、芯、模、炉壁残块等约40000块，磨石、制范工具、骨蚌器等数百件，商人领先世界的铸造技术于此可见端倪。值得注意的是，辛店遗址是一个“居、葬、生产合一”的大型聚落，这在考古学家看来格外具有研究价值。

作为商都“大邑商”的重要组成部分，辛店遗址佐证了中国早期文明的“低密度城市化”。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所言，这一新发现表明，商都可能存在“卫星城”。这就使得殷墟考古需要进一步扩大探察范围，也需更为立体地认识商文化的丰厚遗产。

1949年以来，连续73年的殷墟考古陆续发现殷墟宗庙宫殿区、居址区、王陵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重要遗迹，还发现与之毗邻的商代中期都城洹北商城。在这一过程中，出土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基本廓清殷墟的分布范围与结构布局，构建起殷墟文化分期编年体系，为探索早商乃至夏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基础，商代都城制度、墓葬制度、祭祀制度、手工业生产体系等方面的综合探究，实证了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系统展现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商代文明发展成就。

从殷墟到“大邑商”

回望殷墟考古史，20世纪前半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15次发掘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史奠基时刻的传奇。

实际上，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殷墟考古的收获，意义之深远不在前辈筚路蓝缕之下。

1999年，殷墟王陵遗址旁又发现一处新的城址——洹北商城。经审慎考证，专家认定这里就是商代中期都城。这一发现，弥补了商代考古学框架的重大缺环，考古证商史最令人遗憾的一段空白，由此得以弥补。

2015年至今，洹北商城考古发掘成为殷墟考古的工作重心，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的作坊区陆续重见天日，商代中期都城的风貌不再神秘。

现在，学界公认洹北商城的考古发掘是近20年殷墟考古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令我们得以更充分认识商人繁盛王都“大邑商”的规模。

布局是都城考古的核心，而道路是城市的经纬。以道路为线索探寻殷墟都城布局，尝试连通不同功能分区，是殷墟考古人近20年来努力的新方向。宫殿区前宽达10余米的两条主要干道、洹河北部的多条道路组成的路网、由交叉道路形成的街区等，道路的一系列发现让3000多年前都城格局逐渐清晰。

以手工业作坊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手工业考古，近20年来在殷墟方兴未艾。根据目前发现，在殷墟至少有5个青铜铸造作坊，其中孝民屯村铸铜作坊一处即出土7万余块陶范。此外，还发现3个骨器铸造作坊，据测算生产的骨笄等骨器多达1000万件，其中铁三路制骨作坊仅制骨废料就多达36吨，令人惊叹。

据考古学家估测，殷墟总面积在36平方公里左右，1928年至今，发掘面积仍不到总面积的5%。

甲骨研究不断深入

1931年，梁思永主持殷墟后冈遗址发掘时，发现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层叠分布的三层堆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一脉相承，有力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成为现代中国学界重塑文化自信的标志性事件。其后，不断确证这一判断的重要材料，就是在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

今天考古学界的共识是，殷墟出土的极为丰富的文物中，甲骨是分量最重的一类。作为形成期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见证，甲骨文自初次发现120余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出土之所还是殷墟。

安阳殷墟较大规模出土甲骨文迄今共有3次，即1936年发掘小屯村北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发掘小屯村南地甲骨窖穴，1991年发掘洹南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合称“甲骨文三次大发现”。到目前，殷墟出土16万多片甲骨，发现单字约4500字，已释读约1500字。正是有了甲骨文的凭证，中国信史得以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

今天，甲骨研究已经成为多学科协同攻关的一门人文科学，甲骨上的笔划和微痕得以精密分析，甲骨文的释读成果有了完备的数据库。作为认知中国早期历史和古代文明的重要门径，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学科。（记者谭逸帆于《半月谈》2022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