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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有如下一段记载：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李先回答：“自有书籍以来，世代增益，到如今，书籍多得不可胜计。假如人君喜好，何忧不集！”拓跋珪于是下令，各郡县广泛搜集书籍，悉送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拓跋珪是一个粗人，却也在博士的启发下，知道人要增长智慧，莫如读书。号称欧洲之父的法兰克人查理曼也有一句名言：“正确的行动胜于知识。但是，为了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查理曼极其重视古典文明，对于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功不可没。查理曼的求知注重辨明正确与错误；拓跋珪则讲增益“神智”，神智就是提高见识、辨别是非的。阅读经典就是增益神智的途径。经典著作经历大浪淘沙，经历时间洗礼，仍然熠熠生辉。千百年之后阅读它们，仍然感动人心，引发共鸣。

《资治通鉴》就是一部增益神智的经典。宋元之际的学者胡三省曾经比喻说，读《资治通鉴》犹如饮水过江，肚子大多喝一口，肚子小少喝一口，因人所宜，随人而异。

经典阅读首先因为经典本身的魅力，其次也与阅读者的需求有关。一个编辑，一个将军，一个干部，一个职员，他们对经典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需求也不仅仅来自职业特征，还有个人偏好的差异。这种个人偏好，或来自阅读体验形成的习惯，或因生活经验所积累的趣味，还有个体知识结构的差异。

有人喜欢文学，阅读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会兴趣盎然。有人喜欢思想哲学，对孔孟老庄、宋明理学会情有独钟。如果你喜欢历史，那就可以读读《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名篇。我这里重点谈谈历史经典的阅读。

我们阅读历史书籍，大约有三个阅读层次。首先是其编纂学成就，文字表达要传神，结构安排要合理，纪传体、编年体，各擅胜场。其次是知识内涵，内容要充实丰满，引人入胜。再次是见识和独断，如果见解精辟，给人启发，阅读到入神时，就会拍案称奇，心有灵犀。

对历史著作的这三大阅读层次，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对历史作者的三大要求，即史才“三长”。这个说法最早见于《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

史才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刘子玄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朝史学大师刘知几，字子玄，因为避讳而以字行。他说，夫有学而无才，就像有土地财产资本充足，却不善于经营，终不能增殖财货。如有才而无学，就像空有精美的设计图纸、精湛的工艺技术，可是却没有建筑器械和建筑材料，最终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盖不成房子。至于史识，他认为就是写作者秉笔直书的撰写态度，是直笔还是曲笔。在刘知几的代表作《史通·鉴识第二十六》中，尤其强调另一种“史识”，即对于历史的全局性、通透性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是“通识”。

“通识”用之于史家，是白居易明确提出来的。他认为史家“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不可。所谓“雄文”，就是撰述能力、文字功夫，写出来的东西要吸引人。所谓“博学”，就是知识水平，史料丰赡，肚子里要有“硬货”。所谓“通识”，不仅是见解哲思、见识独断，更重要的是它的代表性，也就是这部经典中所透露的时代意义、文化意义、文明意义。

举一个例子，玄奘的梵文水平在古代西游僧人中，很可能是罕有其匹，但是，玄奘的唯识学著作并不能代表中国佛学，代表中国佛学的是慧远、惠能。

《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佼佼者，不仅是它完善、发展、定型了中国历史学中的编年史著作体例，更重要的是它记载的1362年历史中，展现了战国纵横捭阖的历史画卷，秦汉大统一中华文明奠基的波澜壮阔，汉魏以来胡汉融合的血雨腥风，北朝末年以来复杂改革的曲折历程，以及隋唐时代的重建辉煌，安史之乱之后迄于五代的变革与新生，为宋以后的历史作出铺垫。《资治通鉴》各部分的价值，不是用史料来度量的，而是要从史学上来评价。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