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遗迹——原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曹兵武谈中华文明探源与文明传承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近日，《人民画报》专访了原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曹兵武，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和文明互鉴、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等话题进行畅谈。

《人民画报》：请谈谈您选择考古学的初衷，是否和对“诗与远方”的向往有关？

曹兵武：要说我入行考古，和“诗与远方”还确实有点关系。我1983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就报的考古专业，当时要说了解和喜欢考古还根本谈不上，但的确是想出去找点“诗与远方”，结果被第一志愿中山大学录取了，攻读人类学系的考古学专业。在西方——主要是美国，人类学有4大分支学科或者说支柱，考古学是其中之一，主要研究古人类的物质性遗存包括伴随的环境遗存；还有体质人类学或者说生物人类学研究人体遗存，包括现在非常前沿的人类古基因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国内更多地叫民族学，主要研究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及其异同；还有语言人类学，研究不同人群语言的分类谱系及其生物、社会、文化意义等。不难看出，考古学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性位置，因为工具、器物等物质性遗存所能反映的文化往往更外在一些，好比是人身上穿的衣服，尽管五花八门，却只是人体的延伸而已；而体质、语言等则比考古资料要更内在一些。但是，考古资料的丰富性对于认识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和文化不仅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基础。尤其是古人的一切遗存，包括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适应方式，首先都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才能获得，考古学对研究人类的过去具有平台性作用。

《人民画报》：这就喜欢上考古了？能否回忆一下首次实地考古的情景？

曹兵武：兴趣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实际的考古绝对是很辛苦的，学习与工作中并没有那么多诗与远方的浪漫，尤其是野外发掘真的是要风餐露宿、要挥汗如雨地挖土。中国最早的国家考古机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掌门人傅斯年说，考古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田野考古的辛苦和农民其实是差不多的（大笑），只是要比农民更多地动用脑筋。其实一开始并不明白这么多，就是按照学校安排按部就班地学。听课基本上是照听照记，真正对考古有切身体验和认识是通过大三的田野实习。我们那一届的运气很好。我们一班人共18位同学加上几位研究生，由曾骐老师带队，从广州乘绿皮火车先到杭州，经上海，最后落脚在江苏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常州市博物馆合作进行1985年度的秋季发掘。圩墩这个遗址实际上是很有名的，主体属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之前已经发掘过若干次，我们这次的运气也很好——考古发现什么往往和运气关系很密切。我们挖出的东西不少。因为当时是学生嘛，没有很系统地进行记录和研究，但是我印象中那次有几个发现都应该算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一个用来摇船的橹保存得非常好，还有不少带有榫卯结构的木块、木片，以及属于崧泽时期出土有玉器的墓葬，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挖到了这个墩上遗址靠近湖沼的部分，地层中有大量的螺壳。当时上海自然博物馆黄象洪老师一直蹲在发掘现场，手把手教我们处理地层中的自然遗存，清理墓葬中的人骨架，进行绘图和照相。这些都很让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的我们开了眼界。发掘完了之后我们将出土遗物集中到常州市区的清凉寺内进行整理，包括拼对陶片、绘图、完善发掘记录，等等。考古实习对于一个年轻学生形成对考古学的最初认识很重要——很多人学考古，课堂上学半天其实并不完全明白，经过实习基本上就会对考古学有了自己的一个判断。我实习归来之后就准备安心干考古了，在毕业时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还尝试和一批已经在读的研究生合作翻译引进《原始宗教》（威廉·古德著，张永钊、刘诗伯、曹兵武、郦辛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西方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图书。

曹兵武认为这些年的十大考古在解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与演进等学术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摄影 万全/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这就进入新考古学领域了？新考古学新在哪里？

曹兵武：翻译、介绍、学习，多学科综合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并不能等同于新考古学。新考古学在我们这里一直是个虚拟的表象，一个召唤，甚至是一个靶子。在国外，它则是一个学派，在英美更流行，强调考古发展到一个不同阶段面临的任务、目标、理论方法手段要做系统性调整，对考古资料要问出更多的问题，做最大化处理，从中提取更多关于古代的信息。大家都知道，考古起步最大的问题首先是断代，通过层位关系和测年技术确定出土遗物、遗迹、遗址孰早孰晚，是什么时代的，然后建立时间和空间上的框架，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具体的要素与特征展开比较，这是第一要务，所有考古挖出来的东西都要先这样，判断属于哪一文化层，哪个时代，属于什么类型，具有什么特点。建框架的过程就像咱们身后的书架，横的放什么书，竖的放什么，要井井有条，这是传统考古必要的内容，侧重于把这个地层和先后关系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对遗物遗迹分类比较，这样在时空框架里就有了文化史演变的过程和内容了，就可以说考古复原了人类的历史了。而新考古学兴起于1960年代以后，认为光这样还不行。考古发现的东西可以揭示更深入的问题，目标不仅是研究时间和空间的框架，有什么没什么，什么特征，早晚如何变化这类问题；还可以研究其背后人的行为模式、人的社会组织，包括人的精神信仰，即透物见人、见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法则。这样一来，一个中间性的目标是先要把生产考古遗存背后的人的行为具体揭示出来——例如研究杯子不仅是它的类型、和哪个相像，而是从原料到工艺到使用到流转到弃用到埋在地层里被发掘发现，这么一个过程中，背后人是怎么行动的，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知识和观念是怎么加入进来的，等等。所以，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都更加系统一些。这套东西对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年轻考古学家自然就很有吸引力。我个人的经历也折射出中国考古学那个快速发展变革的历程——窗户打开了，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开始了解一些国外尤其是欧美考古的状况，包括新考古学，国家也慢慢启动了一些填补空白的刚需项目，如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等等，然后加大投入聚焦重大问题集中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开展断代工程、探源工程等。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或者迎头赶上。

《人民画报》：既然您想搞新考古学研究，那为什么随后又去了中国文物报社从事传媒工作，和我们现在关心的十大考古发现评选挂上了钩？

曹兵武：2000年时，文物局安排博物馆司的司长、也是我的上司李文儒到中国文物报社做社长兼总编，他邀请我与他一起去做他的助理兼总编室主任，这样我就到了文物报社。考古新发现的宣传报道一直是文物报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内容，报社在首任总编辑彭卿云先生的筹划和主持下自1990年起已经搞了1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个十大考古评选活动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前10年的情况我主要也是从彭总的回忆文章中了解的，当时基本上就是在新年前后请一些著名专家，相当于一次茶话会——大家来，清茶一杯，然后结合一年来报纸上有关考古的报道推选十个重要发现，报纸再报道一下。这10年评选活动基本上还是个圈内的事儿。李社长到任后就开始商量想把这个活动的影响做大一点，他委托我做了个专门的调研，起草一个评选活动的章程。为此我还专门申请了一个国家文物局“关于文博系统评奖活动与对策”的科研课题，组织若干人比较系统地收集分析了国际考古、博物馆、遗产界的评奖状况和国内相关行业的评奖状况，提出一个涵盖考古十大新发现、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览、文物保护十佳工程以及优秀文博科研成果、文博图书出版、文化遗产保护年度人物等不同领域的系列策划。我们也着重收集了国外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的情况作为参考。此后的十大考古评选就开始有了几个变化，首先一个就是报社当年就把前面的十大评选打了一个结，编辑出版了《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上、下两册厚厚的图文并茂的彩色图书，每一个发现都尽量让考古队长自己写，并辅以专家写点评。同时在人民大会堂搞了新闻发布并启动了新的评选活动。接着，评选活动也开始改变方式——邀请考古队长来北京，站到讲台上去讲解自己的发现，评委和媒体可以现场提问、质疑和讨论，评选结果确定后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让更多媒体参与宣传普及。文物报社自己的宣传也发生变化——除了报道十大发现评选的新闻，报社会再开一次给领队颁发获奖证书和学术研讨的专题会议，邀请考古队长、专家甚至相关地方领导等参与，研讨会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考古新发现，城市发展、考古与公众、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等都曾经做过会议主题。如果有条件，还配合会议举办考古新发现的展览，尝试编辑出版年度新发现图书，让考古队长进校园到社区进行宣讲等，全国有几个地方中学的考古科普活动都曾经搞得挺红火。总体来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开始公开化、公众化。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发掘现场。该遗址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考古专家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曹兵武 供图

《人民画报》：进入新时期，十大考古的评选活动有什么新特点呢？

曹兵武：十大考古社会影响大起来之后，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新媒体和自媒体兴起之后，使得考古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性更强了。2020年起，因为疫情的原因，好多考古队长来不了北京了，评选活动采取线上汇报、网络全程直播，公众对发现内容了解更全面也更深刻了，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力。以前汇报和评选现场只能容纳100-200人，大部分人只能借助媒体报道了解发现情况。网络直播让更多同行甚至是普通公众能够全程观看、回看，发表评论，新发现与社会的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总之，可以说十大考古评选活动是新时期中国考古一个重要的侧面。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做的也是一种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是地地道道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一部分。评选活动对中国考古的推动是很大的——考古信息公开、程序规范、考古知识普及、培养社会各界对考古的关注度，也提高了对考古发掘的要求，以及对发现结果的保护利用。但客观地说，公共考古的意识应该说现在才刚有一些，还很不够，尽管中央和管理部门也在推广，但还是看热闹的人多。另外，公共考古和公众考古不完全一样，不光是普及考古知识的问题，更要对考古资源进行科学规划管理，支持考古学和相关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公共考古应该说还任重道远，比如考古报告出版、出土文物和档案资料的后续管理与利用等就一直是个很多方面都不满意的难题。

《人民画报》：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哪些具体标准呢？

曹兵武：最重要的当然是发现的学术意义。评委本身都是权威的考古专家，自然会关心发现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尽管学术问题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不同阶段的考古学家关注的问题会有不同侧重，会有不同意见。其次就是这个活动社会影响大起来之后，考古挖掘本身的规范性（法律程序、学术程序）也很受重视——因为咱们国家挖坟掘墓、破坏文物的现象很严重，也有很多人有挖宝思想，碰到大的重要的就抢着挖，碰到一般的就不重视。到后来呢，实际上评选活动也产生了很多其他的延伸性标准——比如考古队长讲的好不好，一个发现很重要，可能您没有讲好，尽管专家们能理解发现的内容，也可能会影响评选结果；还有现场文物保护等是否处理的好，汇报中会曝光很多工作现场的细节，文物没有保护好，也会影响评委投票，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地方领导也提出了支持考古和保护工作的要求等等。这样慢慢会对考古发掘提出更全面的要求，考古队长基本上都是多面手。以前，能发掘、认识出土文物并能断代，就是很称职扎实的领队。现在，你要上下左右协调，要有不同的文本去讲述发现。另外考古现场科技手段应用很广泛，这是考古发展所需。无人机、三维这些东西都用的很广泛，数字化这一块从拍摄到复原做的好不好？汇报的PPT做的好不好？为了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你还要调动其他学科去挖掘、组织发现的信息，这样站上讲台汇报的时候，他一定是综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才有说服力，才会比较受欢迎。

《人民画报》：那么，新时期——比如说最近十年的十大发现和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的特点？

曹兵武：最近的一些新发现不仅细化和深化了我们对各地各时代考古学框架、内涵和华夏传统以及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壮大的认知，而且很多发现都属于新的考古类型，比如近些年有若干个水下考古新发现入选，一是因为我国的水下考古学已经获得长足发展，二是水下确实能够保存一些在陆地上难以想象的考古证据。其中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项目采取将整艘船打捞移进博物馆进行精细清理和展示的方法，形成了位于广东阳江海陵岛附近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船上保存完好的18万余件文物中绝大部分是当时准备运往海外的贸易瓷器，很多类型在国内反而不多。还有反映船员生活的一些器皿也非常难得一见。另外，除了传统的重要墓葬、遗址之外，很多手工业类型遗存的调查与发掘也成功入选，比如2015年度的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尽管年代不算早，但充分体现了当时和北宋并驾齐驱的辽朝的冶铁水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契丹人能够称雄东亚背后的工业力量，某种程度上也解开了一个历史谜团。还有一些重要发现，是因为考古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并经过多学科合作共同探索追寻的结果，比如2016年度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现。大家都知道良渚文化的遗存在解放前就已经发现了，1986年反山玉器大墓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文化的高度，之后刘斌等先生发现了良渚古城，良渚遗址之外的堤坝也早已知悉它的存在，但是它们是否和良渚文化同时，有什么功能却一直是个谜。近些年浙江的考古工作者用多学科的手段进行系统探查，确定了在古城西北方向由高坝、低坝和防洪大堤等共同组成的结构与功能十分复杂的史前水利系统。这一系列的发现，最终使得良渚遗址群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当然，属于传统考古学的发现入选项目就更多了，比如2022年入选的陕西西安江村一号大墓，实际就是汉文帝的霸陵。汉文帝无为而治，推崇节俭薄葬，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也是秦汉大一统演进过程中重要一环，他身体力行，死后墓而不坟，渐渐成为一个不知所在的西汉帝陵。后人将白鹿原上一个名为凤凰嘴的自然土墩误认为其陵墓，以讹传讹，明清时期还加立了墓碑。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了江村一号大墓并经过长期的探察和综合研究，最终确认这才是真正的文帝霸陵，这当然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大发现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原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比如2021年入选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带有三重环壕的一个中心性聚落，里边发现了最早有瓮城结构的围墙围起来的大型中心性居址和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以及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大量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与同时期周边文化发展水平相比，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个古国的中心。总之，总结近些年的十大考古，在时间、空间、内涵类型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拓展和完善，尤其是在面临的一些关键性学术问题上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的运用，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比如对生态环境和生业经济等影响文明进程的关键问题都有了新的突破，表明中国考古学从观念、手段，到发现与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改观。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发掘出的陶罐。曹兵武 供图

《人民画报》：具体地说，哪些发现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更为重要？

曹兵武：追寻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一直抱持的初心。我个人觉得探源工程以来进展比较大的其实还是中原地区，因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和民族形成的关键还是要看那个凝聚的核心如何或以何种形式出现，这个核心慢慢就锁定在了中原。我们本来对传统中原地区考古开展的比较早，从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的仰韶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到殷墟、二里岗、二里头，焦点一直在中原，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汉唐宋的重心也在中原，但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周边早于夏商周的上述重大发现让一些人觉得中原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那么重要，以前史前阶段中原只有陶寺的发现可以与上述周边匹敌，但起初也只是发现大型墓葬，还没有发现城，而且中原地区的墓葬普遍缺少东方和南方地区的厚葬习俗，年代上也比红山、良渚、石家河和大汶口等晚一些。现在看来，中原成为中心是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从仰韶时期就初露端倪了，早期华夏族群和文化发达的关键密码其实就藏在最先发现的仰韶文化中，区域之间的比较应该找准参照点。除了上边提到的巩义双槐树等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遗址，更早的仰韶早中期就能够把文化分布范围扩大到那么大，覆盖了整个中原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遗址规模之大、密度之高，应该是和其率先采用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并借了全新世大暖期的环境机遇期向黄土高原的大扩张有关。经过多学科尤其是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的发现与研究，基本上认定仰韶文化是一支由于农业大发展而较早实现人口爆炸和大规模扩张的文化，而且由于后续农业和畜养业的不断革命，比如仰韶中期以后粟取代黍成为主要作物，在低洼近水处也适当引进南方的稻作，种植大豆，采取肥田技术保持农田和农业的可持续性等。尽管仰韶后期由于扩展范围太大和长期定居趋势而最终解体了，但是仰韶晚期和之后的庙底沟二期阶段也没有停止进步的步伐并继续保持较多的人口，其扩展到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人们由于环境波动的压力，以及引进麦类、牛羊和冶金等新生产要素，较早探索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交错杂处时的社会管理乃至国家建设，最后在四方辐辏便利、环境韧性较好、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中原地区率先形成王朝国家，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族群、语言、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正统。所以说，黄河是与尼罗河、两河、印度河并驾齐驱的文明发源地，中原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摇篮是名副其实的。这几年经过重新认识中原地区和仰韶故地，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了那个多元一体之“体”和重瓣花朵之“蒂”的部分。这里边考古认识的进步，除了一些遗址、墓葬等重大发现的支撑，更重要的是通过多学科合作，一些新的科技手段与理论方法的运用，包括人类古基因研究，揭示了仰韶文化和后仰韶时代在环境、经济、生业、人群扩散与交往、汉藏语系形成等方面更多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使得我们逐渐认识到一个更加立体、动态的形成中的文化地理枢纽及其与周边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图景。此外，尽管二里头遗址是晚期夏都基本上成为学界共识，但即便是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夏王朝的兴起与演进仍然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也一直是近年来考古学界关注和探索的焦点之一。中原腹地的洛阳偃师二里头、巩义花地嘴、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以及外围的蚌埠禹会村、绛县西吴壁、襄汾陶寺、神木石峁等新发现，已经使得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在区域竞逐中渐渐脱颖而出的过程日益清晰。国家文物局还专门启动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对包括中原在内的全国范围的夏时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进行统筹协调，协同攻关。仰韶文化作为华夏人群、语言与文化传统的主要奠基者，二里头文化作为华夏政治正统的主要缔造者的角色地位与历史过程已经愈加清晰了。总之，在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夏传统如何在如此波澜壮阔的东亚历史地平线上逐步浮现出来，凝聚形成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之核心，并不断如滚雪球一般兼容并蓄、发展壮大，这个过程确实是需要多学科综合性的考古调查、发掘、发现与研究才能逐步揭示和落实的。

2025-08-04：《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以来，展览门票的预约非常火爆，堪称一票难求。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入围“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摄影郭莎莎/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能否谈谈十大考古评选如何带动遗址考古走向保护利用的新阶段？ 

曹兵武：考古发现及其出土文物除了考古学家自己的研究和宣传，还应该结合博物馆展览，并融入人类的文化遗产事业。考古出土文物最终最佳的归宿应该是博物馆，它们进入了博物馆，其实也就是公共考古延伸到了博物馆，博物馆也参与了公共考古。目前主要是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去博物馆展览这么一种形式，但其实将来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甚至形成系统的综合性学科——到底考古出土的东西应该如何被博物馆收藏、研究、保存和展示？文博——把文（文物）和博（博物馆）放在一块儿说正是一种中国特色，一种处理科学与大众、文化与传承关系的中国特色。博物馆、考古和文化遗产现在受到高度重视，是时代性的文化自觉并追求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也反映了文化遗产意识的一种普遍性觉醒，我觉得后者类似于中国一种全民性的文艺复兴。考古、博物馆、文保应该树立和研究文博或者文化遗产事业一盘棋的思想。其实，我们也能发现国家是高度重视并有一系列政策、行动在推动这个事情的，包括我们上边提到的断代、探源等大型国家工程，还有以长城、运河、长征线路、黄河、长江为依托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及推进博物馆发展的各项举措。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这里边已经包括了一个从对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到打造国家文化符号、标识再到全民共享文化遗产成果的系统设计。我们这几年还做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就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承担了“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和利用之路研究”课题，希望通过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将考古、博物馆和文物几个行业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贯通、整合和提升，使其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来看，考古和博物馆两个行业之间还有不少体制性障碍，还没有自觉地从公共考古和公共文化建设的高度去探讨二者之间协同发展的内在关系，观念、体制与合作效果都有待加强。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做法是，整合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利用规划与实践、物质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建立统一的文化遗产学或者学科体系，也许正是未来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之一。考古学是文物和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基础。现在已经有高校自觉地将考古学置于文博学院或文化遗产学院中，就是较好的尝试。

《人民画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对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的殷切期望。那么，如何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开展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世界考古是否需要中国方案？ 

曹兵武：中国考古有中国特色是毋庸置疑的，这首先就在于中国考古面对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有自己的内涵，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特点，尤其是自己的优势，这在世界任何国别考古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总书记指出，考古发现和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当然，除了如此宏富而独特的研究对象，从学科自身来看，中国考古实际上还有几个突出的优势。就一般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说，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基本上都是相似或者一样的。但是，在中国从事考古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优势，得益于从甲骨文产生以来的持续记录，中国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按照现代史学的标准它们可能不系统甚至不真实、不准确，甚至可能有的就是神话传说或者杜撰，文献记载相互之间也有相互矛盾，但是它毕竟是古人对古物古事的看法，是一重难得的证据，不能把它们当作包袱。再者，我们是自己在考自己祖先的古，作为中国考古对象的人民和血脉连绵不断，前边提到发达如英美考古，他们当然也考自己的古，英国就率先提出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但往更早期追溯，面对国家形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早期人群的扩散与融合等重大问题，它们就得研究欧洲考古、希腊考古、埃及考古、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乃至欧亚大陆考古和非洲考古等。美国人的美洲考古很发达，印第安人也经历了农业和文明的形成与演进的早期阶段，但基本上是被中断的文明了，美洲古代文明和美洲的现代文明之间缺乏连续和贯通性，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是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国文明是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标本。

至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国考古不仅要把中国自身的问题搞清楚，把从多个区域性文化传统形成到走向一体化的文明体系的过程及其中蕴含的必然性搞清楚，更应该放在世界视野中寻找中国文明的特点，开展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充分发掘文明之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未来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贡献。这样才可以谈考古学的中国方案。世界上有这么多文化和文明，都是因为人类以不同的方式适应不同的地方环境而形成的，是人类创造力和环境多样性的体现，对此可以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和方案。全球化时代，深根文明之间的对话尤其重要。人类原本是热带东非草原上的一个小群体，因为超强的学习适应和创造力而超越原有生态位扩散到全世界，形成如此丰富多样的地域性文化和文明。考古就是要把这各种各样的族群、文化和文明，尤其是两大深根文明从石器时代以来的来龙去脉、性格特点说清楚，促进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以文明之光将分开的人类及其文化像拼陶片那样重新聚合，通过继承创新实现和平共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挥各自的贡献。四海一家，我们既无法回避历史、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也无法回避共享同一地球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命运。我常喜欢引用德国考古学家西拉姆的一句话“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来的100年。”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犹如面对一面巨大的历史透镜或实验室，每个人、民族、文化以及每一种曾经的生活方式都置身其间，文明的光怪陆离会将消失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最终都熔铸其中，成为聪明如人类的这种动物走向下一段路程的参照和借鉴。

撰文 |刘畅 乔振祺

编辑 |王伊奕

校对 |袁梦

值班审校 |黄丽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