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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国报道》记者陈珂 李士萌

红山文化历时1500余年，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期距今6500—6000年左右，是红山文化孕育和形成期;中期距今6000—5500年左右，是红山文化全面发展阶段;晚期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期，并最终形成红山文明，进入“古国”阶段。

如果从1921年安特生在辽西锦西发掘沙锅屯遗址算起，红山文化考古已走过百年。但对于这个形成于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存续1500年之久，地理范围跨越内蒙古、辽宁、河北，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的古文化来说，我们所知晓的也许只是吉光片羽。

6月 13日，观众在辽宁省博物馆参观“玉猪龙”。 （摄影/滕妍妍）

碰撞与融合

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论述中国文明起源的裂变、碰撞和交融时谈道：“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与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有关。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曲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文化带。”

记者曾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看到的一幅“北方——中原文化连接示意图”，再现了这种互动。辽宁大学历史学部教授张星德师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在她和同事近年来的研究中，一些红山文化形成的历史细节次第展开。

张星德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考古学对遗存的认识，是通过人遗留下来的物品。距今8000年左右，北方地区形成了3个重要的族群集团，以他们使用的陶器特点命名，分别为素面陶集团、绳纹陶集团和之字纹陶集团。素面陶集团主要生活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黄河下游地区，使用陶盂、陶支座组合炊具或使用陶鼎;绳纹陶集团是黄河中游的仰韶集团，流行小口尖底瓶;之字纹陶集团在辽西地区或者范围更大一点的北方，这里流行筒形陶罐。在距今6500年到5500年间，这三大族群之间由于人口的扩张、迁徙，不断发生碰撞和交流。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就是这三个集团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

为印证红山文化的碰撞融合过程，近几年张星德还对玉器进行了比对。她说，距今8000年左右，辽西土著已经开始使用玉器，器型有玉玦、玉璧等，到了红山文化早期，这样的用玉传统及器型仍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延续着，而在燕南部族殖入的西拉木伦河南岸，以及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均未发现玉器。直到距今6000年左右，后者才有玉器。“而且一出现，从器型上看是斜口筒形玉器，即红山文化的马蹄形玉箍，这种器型在辽西地区距今8000年左右的玉传统里是没有的。”

在张星德看来，从最能辨识族群的器物的角度看，我们今天认为两个族群经过文化认同共同形成了红山文明，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即距今5500年左右黄河下游居民和辽西土著居民碰撞融合形成红山文明。

辽西的牛河梁遗址和长江流域的凌家滩遗址，两者相距 1000多公里，却发现了形态高度一致的玉人。图左为凌家滩遗址出土玉人，图右为牛河梁遗址出土玉人。 （供图/张星德）

影响与延续

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大致在距今6500—5000年，并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晚期进入鼎盛期，最终形成红山文明，将我国可考证的史前文明向前推进了1000年。

红山文化承载的历史发生在远古时代，遗迹遗物的发现史就是对红山文明的确认史。张星德说，红山文化发现多年以来，很难找到与传统的文明评判“三要素”——文字、金属、城市相对应的物证，能看到的是发达的祭祀遗址，和祭祀遗址所表现出来的用玉来显示人身份的等级制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称，红山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最基础的佐证是社会结构，其祭祀礼仪制度化背后是观念信仰。

那么，既已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鼎盛期之后，红山文明是突然消失了吗?“红山古国”去了哪里?

郭大顺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总是有高潮和低潮，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夏商周更迭亦是如此，“红山文化不一定就完全衰落了”。“从东边这一路，红山玉器到了大汶口，往南去到凌家滩。特别在凌家滩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含山县，是长江流域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址，学界认同它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有紧密关系。比如，这里也曾出土过一件玉人，和红山玉人如出一辙——均双腿弯曲，双臂回收置于两肩，双目紧闭，似与神灵沟通。“凌家滩遗址最近又发掘了一个勾云形玉佩，完全是红山那边的残件。”郭大顺补充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提到，此前不久，考古人员在凌家滩遗址还有一个新发现。“凌家滩也处在丘陵地带，有水，但比红山多，那里的古人对建筑址的选择和红山高度相似，连大型红烧土台子的结构都很像。”两地相隔1000余公里，这种史前社会的上层互动称得上“神奇”。

部分专家认为，在中国史前社会，各地部落上层之间曾开展远距离文化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牛河梁和凌家滩就是这样的交流点。

从“崇龙”角度看，红山文化也没有消失。1971年，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条玉龙，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从外观上看集齐了鹿眼、蛇身、猪鼻、马鬃。张星德告诉记者，红山时期龙的外观基本定型，即取多个动物的某个特征组合成一个新形象，身体通通变成很长的躯体。逐渐地，到了商代，龙的背部出现了脊，身上有鳞纹图案。后面不管如何变化，龙形象都是照此样式“微调”。

不止于以上所述，重新审视红山文化的仪式圣地牛河梁，这里三层起坛、天圆地方、沿中轴线左右布局的理念，连同北庙南坛、敬天法祖的传统，均和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相类似，也印证了红山文化的穿透力。

未曾中断的文化传承

“如果强说红山文化直接影响了多大范围，也有一点难度。”郭明表示，由于红山文化有融合、认同的基因，如果向外辐射，基本上也是潜移默化的，不会突然间向外界施加类似于征服性质的影响。回到“直根系”上，她说，虽然最后历史的重心移到了中原地区，但红山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内核，在整个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缺席。

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长于建设强调，中华文明的逻辑起点——敬天法祖，在红山文化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因为红山文化所处的辽西山地，是个半干旱地区，对降水的渴望可能比南方地区要强烈得多，所以连接天人的巫在红山人中有尊崇的地位，行云布雨的龙的形象在这里有较多表现，这也是由地理环境所影响的。”

于建设表示，从文化理念传承的角度来看，红山文化由巫而王(从巫师发展出王权的雏形)、由祀而礼(从调整人神关系的祭祀发展出调整人与人关系的礼)、由家而国(由氏族发展出国家)，对中华文明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文化传统始终未消解，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基因表达。”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当然，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已经在历史中模糊了许多细节。“红山时代和商周时代相隔千年，这1000多年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是如何传导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红山文化的理念一直注入其中，影响着后续的国家和社会形态。”于建设认为，红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有密切的关联，红山文化基因到达黄河流域后，直接推动了商文化的兴起，商文化又是周文化的直接源头，“夏商周三代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中华文明的熔炉，人们都想入主中原，这也是古时文化融合的历史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表示，未曾中断的精神成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重要支柱之一，“甚至你会发现，红山文化的精神理念离我们很近，五千年的文明并不遥远，我们当代人跟祖先是心灵相通、传承至今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刘国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的精神成就，也是当今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张星德辽宁大学历史学部教授 （摄影/滕妍妍）

对话张星德——

“绝地天通”的红山模式

中国报道：从您所研究的素面陶、绳纹陶和之字纹陶集团碰撞、融合历程，可以看出红山文化什么样的特点?

张星德：族群碰撞和文化融合始终是红山文化发展的主旋律。红山人从物质层面的融合发展到精神层面的认同，不仅体现了红山人的智慧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平、求同、共生的民族精神追求，而且开创了有别于黄河、长江流域“在祀与戎”文明化模式的红山模式——“绝地天通”，体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中国报道：红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古国阶段，但似乎没有太多军事权力的表现痕迹，红山社会是如何实现国家权力的?

张星德：红山社会中世俗的等级权力是由与宗教相关的体系来表述的，尽管不够成熟，但在红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其玉器型制上保持了高度的规范化，应当是有规则制约的，应当是红山人通过宗教权力实现世俗统治的反映。这种在红山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超越了单一族群血缘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正是早期国家已经出现的表现。

中国报道：从今天来看，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有怎样的意义?

张星德：红山文明是构成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最重要的三个集团碰撞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的当之无愧的直根系，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先河;从排他到共生，红山文明开创性地通过集中宗教权力实现了现实社会的古国公共权力，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体现了红山人的智慧。

红山文化开创了龙文化，龙是融合、共生、创新、天人合一的产物，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交融、吸收创新的思想和形态;红山文化弘扬了玉文化，体现规则、制度、美德与珍贵，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和审美追求。

(来源：《中国报道》2023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