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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正在举行的特展“观天下——大明的世界”中，来自中外31家文博机构的400多件（套）文物向观众讲述了明代中国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其中，一件明永乐时期的青花寿山福海纹三足炉（以下简称“青花三足炉”）格外引人注目。

作为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青花三足炉堪称明代青花瓷的代表。其造型为青铜鼎样式，腹部纹饰为寿山福海纹，不仅寄托了明代人对社稷安宁的祈愿，更见证着当时中国与世界在航海、贸易与文化上的密切往来，凝聚着文明互鉴的历史印记。

定格山海之美的国之礼器

这件青花三足炉是明代永乐时期景德镇官窑的精品之作。“远观浑厚庄重，近观如临山海。”用这句话来描述它，再合适不过。

青花三足炉胎体厚重，造型庄严：直口、束颈，颈部饰鼓钉；鼓腹，下承三蹄形足，鼎立之势稳健有力。肩部各挑出一S形耳，于庄重中增添一丝灵动。为增强牢固性，下耳和器腹以云形饰件连接，兼具装饰性与实用性。

对观众而言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莫过于通体装饰的寿山福海纹，也就是中国传统纹样——海水江崖纹。江崖，也称江芽、姜芽等，意为山峦重叠如姜芽初露。海水波涛代表江河湖海，与江崖纹相结合，寓意“寿山福海，社稷安宁，江山永固”。青花三足炉上，海水似挟千钧之力，浪花翻涌，卷起千堆雪；重峦叠嶂，屹然耸立浪涛之中，坚不可摧。不同于“白色为底，蓝色显花”的常见青花瓷制品，这件青花三足炉大面积使用蓝色表现海水，用白底表现浪花，将惊涛拍岸的瞬间定格，震撼人心。

南京博物院藏青花三足炉高约58厘米，口径约38厘米。如此体量的永乐鼎式三足炉，除青花品种外，也有形制基本相同的铜炉存世。故宫太和殿、雍和宫万福阁等建筑前就陈设着类似铜炉，多用于承担祭祀、礼仪功能。明代邵经邦所著《弘艺录》中记载了奉天门早朝时的场面：皇帝坐定后，内使呈上刻有山河图案的香炉，并奏“安定了”，寓意社稷平安。结合青花三足炉上的寿山福海纹，这一记载可为理解该类器物的功能提供参考。

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年间，瓷器上常见波涛翻涌的海水纹和异兽纹，这显然与当时的海事活动密切相关。15世纪初，明代中国站在大航海时代的前沿。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的郑和下西洋。28年间，郑和率领着由200余艘船只、2.7万余人组成的庞大船队，途经东亚、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至非洲东海岸，总航程超过7万海里。巨浪如山，狂风似刃，郑和与船员们穿越未知海域，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航海技术，征服了这片神秘蓝海。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再看眼前的青花三足炉，更能遥想当年郑和船队扬帆出海、乘风破浪的壮阔气势。

见证瓷艺交流的海上丝路

新航路的开辟不仅加深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也促成了东西方在经贸上的互利共赢。青花三足炉上表现海水的深蓝色，正来自郑和下西洋带回的青花钴料——苏麻离青。苏麻离青产自西亚地区，它富铁低锰的化学特性使青花呈现深邃浓烈的蓝色，恰到好处的晕散又为瓷制品增添了几分天造之巧工。郑和第三次航行时，首次抵达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此后每次航行均停靠于此。该国向明朝出口苏麻离青的记录，也记载于外文文献。

明永乐、宣德年间，官窑制品大量使用苏麻离青。该时期的青花瓷以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成为中国瓷艺高峰之一，深刻影响了后世审美与海外陶瓷艺术的发展。

与青花三足炉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件南京博物院藏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这件文物也使用了苏麻离青，不过，它更特别的地方在于器形：折沿、直腹、平底，与传统中国瓷器风格迥异。据考证，这件折沿盆仿自伊斯兰金属或玻璃器。在它附近展出的一组器物，如青花云龙纹扁壶、青花花卉纹花浇、釉里红笔盒、白釉绶带耳扁壶等，都带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

陶瓷史学者吴仁敬在《中国陶瓷史》中写道：“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渐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融合，于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明初，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往来十分密切。一方面，大量穆斯林来到中国。据《明实录》记载，从洪武到成化的百余年间，西方来华的穆斯林近70批，这是继元代后又一个穆斯林入华高峰。他们精于手工业制作，为明初的染织、制瓷、铸造等行业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与伊斯兰国家开展贸易交流的机会，也促进了具有伊斯兰风格瓷器的生产。

如青花三足炉这般的器物不仅是明代航海壮举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郑和与他率领的船队既是探索者，也是文化使者，在传递东方智慧的同时，尊重并吸收外来文明。正因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愈加丰富多元。郑和的航行深化了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推动了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也在世界文明史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世界看见一个文化昌盛、开放包容、重信守义的明代中国。

（作者为“观天下——大明的世界”策展人、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